从一声质问开始
“何时才能谈论精神卫生服务对我们施加的暴力？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一名有精神疾病经历的研究者发出的质问。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研究项目里，研究者原本想调查“精神疾病患者对家人的暴力”，却意外听到了许多家庭更深的痛苦——他们感到自己正被精神卫生机构伤害。
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自杀未遂后住院，医院没告诉她儿子会出院回家。当儿子脖子上带着可见的伤疤出现在门口时，她惊恐到无法开门。儿子开始用力敲门——这看起来是“暴力”，但母亲知道，儿子的愤怒其实是对她无法反应的绝望，而她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医院那种冷漠、不近人情的制度安排。
这些声音让研究者反思：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只看见看得见的暴力
长期以来，心理学、精神病学对暴力的研究集中在个人的攻击行为上，比如患者打人、骂人。这样的研究帮助评估风险，却忽视了个体所承受的来自机构、制度和文化的伤害。
当一位母亲因医院规定被禁止照顾自己的成年儿子，这会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当一个家庭被迫独自承受危机，却得不到及时支持，这样的系统是否也在“施暴”？
研究者指出，个人暴力只是暴力的一种形式。他们引入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暴力三角”框架：打人、伤害等个人直接暴力只是一部分，还有深藏在水下的结构性暴力（如政策、制度带来的不平等）和文化暴力（如偏见、歧视），它们彼此支撑，相互强化。我们只看见个人行为，却看不见使个人行为发生的土壤。
谁有资格定义暴力？
另一个问题是：谁的声音被相信？研究团队最初聚焦于“患者对家人”的暴力，但参与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这种暴力无法与医院、社会造成的伤害分离。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说：“他们剥夺了我作为母亲去爱和照顾儿子的权利。”这同样是一种暴力。
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提出“认知不公正”：当社会让你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你就被剥夺了发言的机会。在精神健康领域，患者和家属的诉说常常被病理化或被专业术语过度解释，这使得他们无法以有效方式发出声音。
当研究团队开始认真倾听这些故事，意识到必须改变“谁的知识被认可”时，研究问题便被重新建构了。研究者承认，在项目初始阶段，连他们自己也因追求学术目标而无意中造成了伤害，直到一次会议中，一个真实故事让所有人落泪，他们才真正开始转变。
重新定义：连接一切暴力的视角
课题组主张放弃将“人际暴力”与“制度暴力”分开对待的做法。研究者们指出，个人暴力是系统暴力的果实，而系统暴力又是个人暴力的土壤。要真正帮助家庭，就必须同时解决整个系统中的伤害，而非只盯着个体的“病”与“错”。
这样的重新定义并不意味着否认某些患者的危险行为。相反，它要求我们将这些行为放在关系环境中理解，同时承认制度与社会本身也可能是暴力源头。唯有如此，疗愈才能发生。
如何走向疗愈？
改变始于研究本身。作者提出，创造“认识论空间”需要三个条件：互惠、承认创伤、认可。这意味着研究者和服务机构不仅要收集信息，更要以平等态度分享决策权；要相信患者和家属的故事；要承认他们确实是暴力的经历者，即使这种暴力看不见。
对普通大众而言，这是意味着当你听闻“精神病人伤人”事件时，也可以问一句：这个人在此前经历了什么？家人所面对的系统是否提供了支持？当一位家属失控时，是“病”还是那个让人无能为力的处境？
结语
“暴力”一词不该只属于法庭和风险评估表。它也是母亲无法拥抱儿子时的心碎，是家庭被排除在治疗计划外时的那种无助。当我们扩大对暴力的定义，不仅能看见更多伤害，也能开拓更多疗愈的可能——这正是加拿大研究团队呼吁的：让我们终于讨论那发生在精神卫生服务中的暴力，并停止纵容它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