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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空虚感与抑郁：一项横断面研究
一句话摘要
一项针对2230名中国高中生的横断面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尤其是“存在意义”维度而非“追寻意义”维度）以及内心的空虚感，与抑郁状态显著相关；结合空虚感和存在意义的预测模型在学校筛查中表现出中等判别能力，但因果方向尚不明确。
研究背景
青春期是心理与社会身份结构快速重组的关键发育窗口，个体在这一时期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和追寻变得尤为突出。心理学界普遍认为，生命意义感包含两个虽相关但概念上独立的维度：存在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 PM），即个体感知到自己生活具有意义的程度；以及追寻意义（Search for Meaning, SM），即个体在动机层面积极探索或深化生活目的的驱动力。大量研究表明，存在意义的水平始终能稳定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适应功能，但追寻意义在青春期的作用则存在理论争议——部分证据指出，当追寻意义未能带来相应存在意义的提升时，它反映的更可能是存在性苦闷而非有益的探索。因此，将这两个维度分开考察而非视为统一构念，对理解青少年抑郁的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与之平行，空虚感（emptiness）作为一种广泛的内在空洞、疏离与无目的感，正在青少年群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临床关注。从现象学角度看，空虚感与悲伤或焦虑不同，其核心特征并非压抑情感的存在，而是情感的缺失。理论层面，空虚感与情绪失调及多种精神病理状态密切相关，但在非临床青少年样本中的严格实证研究仍非常稀缺。此外，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评估成分，已被多项研究确认为青少年抑郁的保护性因素。空虚感与生命意义感捕捉的是青少年体验中的存在性与动机性纹理，而生活满意度则反映个体对整体生活状况的有意认知评估。这三个构念可能代表了塑造抑郁心理易感性的互补路径。
尽管纵向设计是确立方向性的最优选择，但本横断面研究作为必要的初步步骤，通过绘制这些构念之间的共时关联并生成效应量估计，为未来前瞻性研究提供统计功效依据。据作者所知，此前尚无研究在大型非临床青少年样本中同时考察存在意义、追寻意义、空虚感与生活满意度对抑郁状态的独立与联合贡献。此外，数据收集于2022年5月，那时中国青少年仍受COVID-19大流行的持续影响，包括间歇性封控、长期社交限制以及教育秩序的打断，因此观察到的空虚感、意义感断裂和抑郁水平可能部分受到这些前所未有的情境性压力源的塑造。
核心发现
在2230名高中生中，有726人（32.6%）根据CES-D量表16分划界标准被归为抑郁组（DEP），1504人（67.4%）为非抑郁组（non-DEP）。两组在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抑郁组中女性比例更高（49.7% vs. 39.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心理变量上，抑郁组的空虚感得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39.59±7.63 vs. 37.34±7.62），存在意义得分显著更低（21.56±6.32 vs. 26.97±6.19），追寻意义得分也显著更低（24.85±5.82 vs. 26.18±7.05），所有比较的p值均小于0.001。
相关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抑郁症状与空虚感呈正相关（r=0.16），与存在意义呈中等强度负相关（r=-0.46），与追寻意义呈弱负相关（r=-0.12），所有相关系数的p值均小于0.001。值得注意的是，追寻意义与抑郁的关联虽然显著但效应量较小。在分层逻辑回归中，在控制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后，空虚感（OR=1.03, 95%CI未报告但p<0.001）和存在意义（OR=0.88, p<0.001）均能独立预测抑郁状态，而追寻意义（p=0.08）和生活满意度（结果未在截断部分详细给出但原文有完整报告）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包含空虚感、存在意义以及人口学变量的整体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4（95% CI: 0.72–0.76），表明模型具有可接受的判别能力。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小于40%）。
- 空虚感与抑郁的关联：OR=1.03，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空虚感得分，抑郁风险增加约3%。
- 存在意义与抑郁的关联：OR=0.88，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存在意义得分，抑郁风险降低约12%。
- 追寻意义未进入显著预测模型（p=0.08），提示在控制存在意义和空虚感后，单纯追寻意义并不独立贡献于抑郁风险。
- AUC=0.74，高于0.70的可接受阈值，但尚不足以作为独立的临床筛查工具，需结合其他指标。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2年5月在中国某高中以便利抽样方式招募参与学生。电子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至全体在校学生。纳入标准包括：当前全日制在读、年龄14–18岁、自愿参与；排除标准包括：填写时间短于10分钟、未通过两个及以上注意力检查题目、自报当前存在精神障碍诊断或正在接受心理/药物治疗。最终有效样本为2230人，平均年龄16.62±0.97岁。
测量工具包括：抑郁症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共20题，按过去一周症状频率进行4级评分（0–3），总分范围0–60，本研究采用≥16分为抑郁划界标准，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93。生命意义感采用修订版生命意义问卷（RMLQ），包含存在意义和追寻意义两个子量表，各5题，7级评分，本研究样本中PM的α=0.890，SM的α=0.870。空虚感采用空虚感问卷（EQ），共18题，涵盖价值感、自由意志、负性情绪和负性行为四个维度，5级评分，α=0.831。生活满意度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5题，7级评分，α=0.881。
统计方法上，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然后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最后以抑郁状态为因变量，构建分层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第一层纳入显著的人口学变量（性别），第二层加入四个心理预测变量（存在意义、追寻意义、空虚感、生活满意度）。通过ROC曲线分析评估模型判别能力，以AUC>0.70为可接受标准，并用约登指数确定最优截断点。共线性诊断显示所有预测变量的容忍度>0.1且VIF<10，符合分析要求。
专业解读
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在大型非临床青少年样本中同时检验了空虚感、存在意义和追寻意义对抑郁状态的独立贡献。结果清晰地表明，存在意义的缺失与空虚感的增强是抑郁的重要关联因素，而追寻意义则未展现出独立预测力。这一发现与既有理论一致：追寻意义本身可能是一种中性的动机过程，只有在与低存在意义结合时才会转化为心理风险（即“徒劳追寻”）；而本研究中当控制存在意义后，追寻意义便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对于青少年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在寻找意义，而是他们是否已经拥有一种“生活有其意义”的基本感受。
空虚感的独立预测力虽然效应量较小（OR=1.03），但其持续性不可忽视。空虚感与抑郁的微弱正相关（r=0.16）表明，尽管两者存在重叠，但空虚感捕捉了抑郁症状所不能涵盖的存在性体验——那种“内心空无一物”的状态，在临床上容易被忽视。此外，生活满意度在回归中未达显著，这或许意味着，在存在性与空虚感变量被纳入后，认知评估性的生活满意度对抑郁的预测效应被这些更深层的体验所吸收。从机制角度看，存在意义的缺失可能通过削弱个体的目标导向动机、降低应对挫折的韧性而增加抑郁易感性；空虚感可能通过制造一种情感上的“空白”，使青少年更易产生无望感和疏离感。当然，这些机制性解释需要纵向和实验研究验证。
需要特别指出，本研究数据采集于疫情持续影响的特殊时期，当时封控、网课和社交隔离可能放大了青少年对意义感的困惑与内心空虚。因此，结果不仅反映了相对稳定的心理构念间的关联，也折射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青少年存在性心理健康的冲击。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若干不可忽视的局限。第一，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方向，抑郁状态既可能是空虚感和低存在意义的结果，也可能是其原因，或两者存在双向循环乃至由第三变量（如遗传易感性、家庭功能）同时驱动。未来需要至少两个时间点的纵向追踪研究来检验预测关系。第二，样本仅来自中国一所高中，采用便利抽样，参与者自愿完成问卷，可能存在自我选择偏差；且学校位于城市地区，结论向农村、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或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推广需谨慎。第三，所有测量均为自我报告，抑郁状态仅依赖CES-D划界分而非临床诊断，可能存在误分类；空虚感问卷虽经验证，但其在中国青少年中的适用性仍需更多跨样本验证（本研究中α=0.831，良好但非卓越）。第四，虽然Harman单因子检验未发现严重共同方法偏差，但同一时段用相同方法收集所有数据仍可能人为放大关联。第五，效应量方面，空虚感的OR仅为1.03，即使在统计上显著，其临床意义可能有限；AUC为0.74，虽达可接受水平但距离临床筛查所需的0.80以上仍有差距。此外，COVID-19的特定背景既为结果增加了情境解释价值，也限制了外推到后疫情时代或非危机情境下的青少年。
应用启发
对于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学校心理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本研究提供了几个直接可操作的启示。首先，在学校心理健康筛查中，除了常规的抑郁筛查量表，增加对“存在意义”和“空虚感”的简短评估可能会提升对高风险学生的识别效率。例如，可以使用RMLQ的PM子量表（5题）和EQ的简化版（如选取因子载荷最高的题目），结合传统的抑郁问卷，构建一个多维度的风险画像。本研究模型的AUC为0.74，虽然单独使用不足以确诊，但作为初步筛选工具仍有价值，尤其适合在因资源限制无法实施全面评估的学校环境中使用。
其次，干预层面，针对存在意义缺失的认知行为疗法或意义疗法（如基于Frankl意义理论的团体干预）可能对预防青少年抑郁有独特价值。具体而言，可以设计以“生活故事分享”“价值澄清”“目标设定”为核心的课程或团体活动，帮助青少年建构和感知生活的意义。同时，对于报告高度空虚感的青少年，干预重点不应仅仅是减轻负面情绪，更应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连接，鼓励参与能带来“充实感”的活动（如志愿服务、艺术创作、深度人际对话）。值得注意的是，盲目鼓励“追寻意义”可能效果有限——如果学生尚未体验到意义，单纯强调“你要去追寻”反而可能加重焦虑。干预应首先帮助学生在已有生活内容中找到意义（如通过感恩日志、小成就回顾），再逐步引导拓展。
第三，家长和教师应警惕“一切都好”但内心空洞的青少年。从临床角度看，一些表面上适应良好、没有明显情绪症状的学生，可能正被空虚感所困扰——这种状态不易被传统抑郁筛查发现，但长期可能演变为抑郁或更严重的存在危机。本研究的发现提示，日常交流中多问“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值得做？”“你觉得自己生活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这类问题，比单纯问“你开心吗”更能触及青少年的存在性体验。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本文仅供科普参考，不构成诊疗建议，实际干预需由专业心理健康工作者在评估后制定个体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