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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I交流:实际使用连着积极态度,批判性评估居中心

一项针对668名俄罗斯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AI素养与对AI态度的关系网络中,“实际使用AI”与“积极态度”的联结最强,批判性评估位于结构中心,而消极态度则处在边缘。研究提示,人与AI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喜欢或抵触,而是使用能力与判断能力的交织,这为理解人机互动中的情绪体验提供了参考。

来源信息

原始发布时间
2026年9月12日
原文标题
Mapping human–AI communication in a Russian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 a psychometric network analysis of AI literacy and attitudinal dispositions

当机器不再只是“工具”

过去我们说“使用电脑”,电脑是工具、是渠道。但现在,聊天机器人会回应你、向你提问、替你生成内容。传播学者古兹曼和刘易斯(2020)指出,机器不再只是传递信息的“通道”,它本身就可能是信息的“来源”。人机沟通领域的研究还发现,人们会像对待一个社会角色那样对待计算机(Nass & Moon, 2000)——会对它说“请”,也会对它生气。

既然AI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话伙伴”,那么“我和它关系怎么样”就不再是纯技术问题,而带上了沟通与情绪的色彩。俄罗斯的一项新研究,把这个问题放进了人机沟通的框架里考察。

研究做了什么

研究团队招募了三所俄罗斯高校的668名本科生,使用俄语版的“元人工智能素养量表”和“人工智能一般态度量表”进行测量,再用心理测量网络分析来观察这些要素如何彼此关联。

可以把这种方法理解成一张“关系地图”:每一种能力或态度是一个点,两点之间的连线粗细表示它们共同变化的强度。研究者重点关注三类指标:中心性(哪个点最“枢纽”)、桥接中心性(哪个点把不同领域连在一起),以及网络在不同性别和使用频率下是否稳定。

三个主要发现

第一,实际动手用AI,与积极态度的联结最强。 在所有要素中,连接“与机器实际互动(应用AI的能力)”和“对AI的积极态度”的那条线最粗。进一步的探索性分析甚至把“应用AI”直接归入了态度这一簇——也就是说,在数据里,“会不会用”和“喜不喜欢”几乎长在了一起。

第二,批判性评估坐在网络的正中央。 批判性评估指的是辨别AI输出的可靠性、理解它的局限、判断信息是否可信。它未必是最“热”的能力,却是连接最多、位置最核心的那个点。

第三,消极态度处在边缘。 对AI的负面感受没有和其他要素形成紧密联系,更像是孤立于网络外围的存在。

此外,“说服”和“情绪调节”这两项能力在统计上合并成了一个维度;网络结构在性别和使用频率上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为什么这些发现值得注意

对普通读者来说,最实用的一句或许是:与AI的关系不是“爱用”或“讨厌”这么简单,它同时包含“会不会用”和“会不会判断”。

“应用”和“积极态度”紧密相连,这符合常识——用得顺手,评价自然高。但这也提示一种可能的风险:如果积极态度主要来自熟练使用,那么当AI给出错误答案时,越熟练的人是否越容易放下警惕?此时“批判性评估”居于中心位置就显得重要——它像是网络的枢纽,一头连着实际使用,另一头连着对AI的整体评价。

至于“消极态度在边缘”,可以理解为:单纯的担忧和抵触,和其他能力关系不大,既不一定促使人去学习,也不一定带来更审慎的使用。

这个结果也有情绪层面的意味。当人与一个会“说话”的对象长期互动,信任、挫败、依赖等情绪体验就进入了关系本身,而不只是停留在“好不好用”的层面。

研究者还对文化背景做了事后推测:俄罗斯受访学生的日常沟通高度依赖平台和即时通讯工具,媒体素养教育中长期强调批判性评估,这些可能塑造了上述结构。但作者明确提醒,这属于事后解释,不能当作因果结论。

局限与提醒

第一,这是横断面研究,只能说明这些特征“同时出现”,不能说明谁导致谁。第二,样本是俄罗斯大学生,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国家和人群。第三,研究测量的是自我报告,与实际行为可能存在差距。

不过,“把AI素养看作一种沟通能力,而不只是操作技能”这一点,对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使用者都适用。会用它,也要能判断它——这大概是这项研究最朴素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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