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与后天，为什么会纠缠在一起
抑郁和焦虑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痛苦指向内心，而不是向外表达。它们常常在童年和青春期埋下种子。
要弄清一个孩子的心理风险有多少来自自身基因、多少来自父母营造的环境，一直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亲生父母同时提供了家庭环境和孩子的 DNA，两条线索天生缠在一起。
科学家把“父母的基因影响了孩子所处的环境”这一现象称为间接遗传效应，也叫“遗传养育”（genetic nurture）。比如，一位家长本身有较高的抑郁遗传倾向，这种特质可能影响他的养育方式，或影响整个家庭的情绪氛围；孩子随后出现的焦虑或抑郁，可能是对环境做出的反应，而不完全是继承了某个“抑郁基因”。
用9314个家庭的数据，拆解两条路径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心理学家 Razieh Chegeni 领衔的团队，分析了“挪威母亲、父亲与孩子队列研究”中 9314 组父母与孩子的数据，属于一项大型研究。
研究者为母亲、父亲和孩子分别计算了 90 个“多基因评分”。多基因评分是一种工具：它根据 DNA 上成千上万个微小变异，估算某个人在某个特征上的遗传倾向。这些评分覆盖的不只是心理健康，还包括体重指数、智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吸烟习惯和认知能力等。随后，团队用统计方法梳理这些高度相关的变量，找出哪些组合最能预测孩子在 8 岁和 14 岁时的抑郁、焦虑症状。
8岁：母亲的基因倾向更多“以环境的方式”起作用
在 8 岁阶段，父母的遗传扮演了较重的角色。母亲的抑郁遗传倾向，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特征（如“拥有多个性伴侣”的遗传倾向），与孩子更高的抑郁症状有关。
研究者认为，这些指标可能只是“代理变量”，反映的是更不稳定的家庭环境、或更少的情感回应，而这对年幼的孩子并不有利。
14岁：孩子自己的基因开始显现
到了 14 岁，孩子自身的遗传特征影响力变大。孩子自己的认知能力评分和 ADHD 多基因评分，成为青春期抑郁的突出风险因素。
ADHD 的遗传倾向往往伴随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上的困难。当青少年面对更复杂的社交环境时，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自然会升高。
父亲与孩子自身的“幸福感基因”是稳定的保护因素
在两个年龄段，父亲的“总体幸福感”遗传倾向都是一致的保护因素。研究者推测，一位遗传上偏向积极心理特质的父亲，可能带来更有韧性、更有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孩子自己的幸福感遗传倾向，同样在 8 岁和 14 岁都对抑郁有保护作用。
焦虑的预测模式略有不同。母亲的吸烟遗传倾向，是孩子在两个年龄段焦虑的最强间接风险因素。研究者推测，这可能反映母亲在压力调节方面的遗传倾向，为孩子带来了持续的环境脆弱性。
孩子自身的幸福感评分，对焦虑的保护作用最强。有意思的是，与抑郁相反，孩子的 ADHD 遗传倾向与更低的焦虑相关。研究者解释说，这与既往研究一致：寻求新奇、低伤害回避的气质类型，常与较低的焦虑水平相关。
研究还发现，父母双方在某些认知与非认知技能上共享的遗传倾向，与孩子更高的抑郁症状有关。这提示，伴侣之间的共同特质可能叠加，形成特定的家庭互动模式，进而影响孩子的情绪健康。
关键提醒：解释力很小，不能用来“算命”
尽管样本庞大，多基因评分能解释的症状差异其实很小：模型最多解释抑郁 2.7%、焦虑 1.2% 的变异。这意味着，目前的多基因评分是理解群体趋势的科研工具，而不是预测某个具体孩子未来心理状况的临床测试。
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基因数据主要来自挪威的欧洲裔人群，能否推广到其他人群仍需验证；孩子的遗传评分是基于成人数据计算的，未必完全匹配这些基因通路在童年早期的表达方式；此外，这属于观察性研究，相关并不等于因果，仍可能有未被测量的环境变量在起作用。
未来研究需要把对养育方式的直接观察与基因数据结合起来，才能更完整地描绘先天与后天如何共同塑造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论文题为《Direct and indirect parental genetic effects on offspring susceptibility to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cross development》，作者包括 Razieh Chegeni、Ragnhild Bang Nes、Rosa Cheesman、Ziada Ayorech、Eivind Ystrøm 和 Espen Røysamb，发表于《自然·心理健康》（Nature Mental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