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趋势同步发生
过去二十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现象急剧加剧。与此同时，人们报告的亲密朋友数量几乎翻了一倍。这个增长趋势与2008年前后智能手机和大众社交网络的兴起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维也纳医科大学与维也纳复杂系统科学中心的研究者斯特凡·图尔纳、马库斯·霍费尔和扬·科贝尔注意到这个巧合。他们想知道：社交连接的数量本身，是否就是意识形态分裂的推手？
模拟社会的基本规则
研究者从人类行为的两个公认特征出发：同质性和社会平衡。
同质性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寻找和结交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当人们与持有相同看法的人互动时，往往会互相强化信念，让观点变得更加一致。
社会平衡描述的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自然趋向稳定。如果三个人都是朋友，或者两个人是朋友并共同讨厌第三个人，就是一种平衡状态。反过来，如果你试图同时和两个互相讨厌的人保持朋友关系，或者三个人互相看不顺眼，就会产生心理压力或社交紧张。
为了化解这种紧张，人们要么改变自己的看法去迎合朋友，要么疏远那些意见不合的人。
当社交网络开始连接
为了观察这些简单规则在大规模人口中会产生什么后果，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基于个体”的计算模型。在这个虚拟社会里，每个模拟个体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集合——由一组二元立场组成，比如对具体议题支持还是反对。
个体之间的连接有正负之分：立场相似形成正面连接（友谊），对立形成负面连接（敌对）。
模拟中，算法随机挑选个体，然后翻转其某个政治立场。翻转后，模型会计算这个人的“认知失调”程度：他与朋友的共识度高不高、与敌人的分歧大不大。如果新立场能降低整体社交压力，他就保留；如果增加压力则拒绝，但也有小概率保留下来，用来模拟偶尔的非理性行为。随着观点更新，人与人之间的正负关系也会调整，以维持社会平衡。
突然出现的临界点
研究团队多次运行模拟，变化每个个体平均拥有的亲密连接数，观察整个社会的观点分布如何演变。
结果出现了类似物理学的“相变”——一个突然的转折点。当平均亲密连接数较低时，虚拟社会保持多样而凝聚的状态：小团体内部观点相近，但团体之间依然分散且彼此容忍。
然而，一旦平均连接数超过约5个亲密朋友这个临界值，社会结构会突然崩塌，进入高度极化状态——众多分散的小型团体合并成两个人数近似相等的巨大对立阵营。
在每个阵营内部，个体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两个阵营之间的个体则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并且对所有对方成员保持负面关系。
激进者让转变提前
随后，研究者往模型中加入“激进意见领袖”。他们给2%的模拟人口分配极端且固定的观点。这些人从不为了减少社交压力而调整立场，但仍会因意识形态异同而建立友谊或敌对关系。
这些固执己见的意见领袖改变了极化的临界点。原本“突然”的分裂变成了“渐进”的过渡，但分裂开始得更早——平均亲密连接数只要达到约4.5个，就会形成对立的回音室。
与现实数据精确吻合
为了检验模型是否符合现实，研究者将其预测与真实调查数据进行比较。他们分析了皮尤研究中心等大型多年追踪调查，这些调查同时记录了数千名受访者的政治立场和亲密朋友数量。
实证数据显示：2010年之前，美国的意识形态极化相对较低且稳定；在那之后不久，平均亲密社交连接数增加，极化也随之快速飙升。
计算模型精确预测了这次真实世界极化飙升的时间和幅度。也就是说，不需要借助经济变化、政治竞选等外部因素，仅仅靠同质性、社会平衡和逐渐增多的社交连接，就足以解释调查数据中看到的极化趋势。
难以逆转的“滞后效应”
模型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滞后效应”。社会一旦越过连接数临界点并严重极化，单纯把连接数降回原先水平并无法让社会恢复温和。一个分裂的社会需要将连接数降到远低于最初临界点的水平，才可能重获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在数字时代，让人与人减少联系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作者提出，或许可以从其他方向入手：
- 教育可以提高人们对对立观点的容忍度，这在数学上能阻止相变发生。
- 内容审核可以限制激进意见领袖的触达，推迟极端分裂的到来。
这项研究发表在《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题目为《为什么更多的社会互动会导致更多的社会极化》。它提醒我们：技术带来的“连接”，可能正在悄悄推动我们走入各自的信息茧房；而对异见的包容，或许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