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算法像一位看不见的编辑，决定我们打开手机后先看到什么。它承诺“为你定制”，但也可能让人陷入停不下来的刷屏、内容越来越窄，甚至影响情绪。澳大利亚近期提出立法设想，允许用户选择退出算法推荐，以保护儿童在线，并让人们对信息流有更多控制。哈佛大学等机构学者从法律、教育和科学史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算法可以有用，也可能是“暗推”
哈佛法学院教授 Cass Sunstein 说，他其实喜欢推荐算法：如果算法推荐一本行为经济学或宪法新书，他会感激；他不想看冰球、高等物理、果冻、贝多芬或巴赫，尽管很多人喜欢。问题不在个性化本身，而在操纵。Sunstein 把操纵定义为一种不尊重人反思与选择能力的影响，类似“暗推”（dark nudging）。操纵者利用人们信息不足，或利用短期偏好、不现实乐观、注意力有限等行为偏差。从伊甸园到算法时代，问题本质相似。因此他主张，我们需要新的权利——不被操纵的权利。个人也可以暂停几拍，问自己：“认真想想，我真的想把时间和钱花在这里吗？对方可能在试图骗我。”
青少年说：“最近我的算法是垃圾”
哈佛教育研究生院讲师、Center for Digital Thriving 联合主任 Emily Weinstein 过去 15 年大量倾听青少年。她发现，“算法”在青少年讲述科技体验时，已从配角变成主角。他们会说“这个应用的算法对我不太好”“最近我的算法是垃圾”。青少年知道自己以某些方式塑造信息流，也知道有些方式自己并不理解；同时，信息流也在塑造他们。一位 16 岁女孩说，她的信息流几乎都在推“人生的 rush”：18 岁结婚、20 岁生孩子，“这不是每个人的现实，却让它看起来像应该如此”。另一位爱玩游戏的高中生，信息流里满是影视剪辑、游戏，以及体育博彩和在线赌博广告。还有一位 17 岁女孩，在舞会季被舞会内容淹没：“我懂了，是舞会季，但每次刷新都是舞会……我只想看点别的。”Weinstein 说，个性化算法把人们送进非常不同的世界；即使我们理解算法如何运作，也不等于免疫。对研究者来说，算法还让证据难以捕捉，因为每个人的体验按设计就高度不同。她强调，数字自主的责任不能只压在青少年肩上，因为他们被要求承受那些利用心理脆弱和发展敏感期的设计。我们需要更多算法控制权和可修改功能；青少年也应理解，为什么行使自主很难，尤其要看到影响他们的设计选择背后的激励结构。
超说服、情绪传染与“环境控制”
科学史教授 Rebecca Lemov 用“超说服”（hyper-persuasion）形容现代数字媒体中带有强迫性的说服。她提到 2014 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 Facebook 实验：689,003 名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信息流被操纵，随后情绪状态出现轻微变化，可能更抑郁，也可能更少沮丧，通过行为测量。这说明社交媒体具有“大规模情绪传染”的力量，像转动用户心理的旋钮。她认为，随着我们与这些技术互动，会一点点失去根基；算法驱动下，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陷入循环、心流状态、末日刷屏或其他日常解离状态。社交媒体互动和 AI 聊天机器人，在目标算法作用下会变成“微环境”。经典洗脑研究的一个核心原则，是 Robert Jay Lifton 所说的“环境控制”：控制什么进来、什么出去，进而进行情绪工程、暂时意识形态调整，甚至人格改变。手机通过算法定向，选择或控制你看到什么，你做出反应，反应又继续喂养选择过程，这就是“信息茧房”或“筒仓化”，一种看不见的控制。她的建议是：小心守护注意力。如果注意力跑偏，或陷入无意识消耗循环，就把它带回觉察。可以问：这件事让我感觉如何？不是逃避不适，而是有意识地选择：我把注意力给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青少年、家长和平台能做什么
从这些观点看，算法问题不是简单的“孩子自控力差”。青少年面对的是精心设计、利用注意力和情绪弱点的系统。家长和青少年可以一起练习：刷到停不下来时，先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有意识地搜索、关注不同内容，打破单一主题；了解平台是否提供退出个性化推荐或调整推荐偏好的选项。平台和政策制定者则需要提供真正的控制权，而不是把责任全推给用户。算法可以帮我们发现好书、好电影和有用信息，但它不应在暗中替我们决定看什么、想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守护注意力，就是守护青少年发展中的自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