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政治著作分析:九成隐喻在描述威胁而非修复
一项发表于《心理学前沿》的分析发现,六位后来进入美国执政团队的政治人物,在任职前出版的著作中约九成隐喻指向威胁与损伤,仅不到一成指向修复与重建。研究者认为,这种语言模式把复杂议题框定为“危机”,并指定了责任方与行动方向。青少年正处在价值观与批判性思维形成期,学会识别隐喻框架,是媒介素养的重要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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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发表于《心理学前沿》的分析发现,六位后来进入美国执政团队的政治人物,在任职前出版的著作中约九成隐喻指向威胁与损伤,仅不到一成指向修复与重建。研究者认为,这种语言模式把复杂议题框定为“危机”,并指定了责任方与行动方向。青少年正处在价值观与批判性思维形成期,学会识别隐喻框架,是媒介素养的重要一课。
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极端金属乐迷面对血腥画作、怪诞专辑封面和恶心照片时,厌恶感明显低于非乐迷,并更可能觉得风格化怪诞图像有趣。研究者认为,艺术语境带来的心理距离和安全信号,可能让人把厌恶刺激当作“安全的游戏”。这提示情绪反应并非固定不变,兴趣与语境会重塑我们对负面刺激的体验。
一项针对2204名中国五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女孩并非天生更厌恶风险。控制猜测和认知噪音后,风险偏好性别差异消失:小额奖励时男孩更保守,大额奖励时女孩更保守。约30%选择属于错误而非真实偏好。这提示单次风险测试可能误导对儿童性别差异的判断。
一项丹麦研究发现,年轻人的耐心和风险偏好会预测其高等教育选择:越有耐心者更倾向报读学制更长、收入增长更快的专业;越厌恶风险者更青睐毕业生收入更稳定、低薪比例更低的专业。这说明专业分流不仅由成绩和家庭背景决定,也反映个人如何权衡时间与不确定性。
研究发现,内隐自我价值较低,或意识与无意识自尊差距较大的人,会更早察觉面孔中细微的愤怒和厌恶线索。这种对潜在社会排斥的高敏感,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对愤怒敏感则与更高自主性相关,有时或是一种防御。研究提醒,自尊不只是一句自我评价。
分手、离婚或亲人离世后感到哀伤很常见,但如今失去还可能来自"模型更新"。哈佛商学院研究者分析近5.5万条论坛帖文发现,AI伴侣被更新后用户负面情绪显著上升,并出现与人类关系丧失相似的悲伤与愤怒。研究者提醒:对AI产生依恋本身未必有害,但用户可能因公司的一次更新而承受情感伤害。
自我批评并不总是坏事:适度时它是自我校正机制,过度时则与羞耻、抑郁等多种心理困扰相关。意大利研究者提出新的认知模型,认为人们评判自己时所用的“标准”才是核心——按道德标准评判自己,与按能力、成就等非道德标准评判自己,会带来不同的情绪、态度与行为倾向。研究者还提出三个参数,帮助区分适应性与非适应性的自我批评。
研究发现,童年情感虐待可能让人形成慢性羞耻感,而羞耻感与成年后反刍、经验性回避、情绪不接纳等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即使没有虐待史,羞耻也常伴随这些思维习惯。理解羞耻的作用,有助于心理干预帮助幸存者更健康地调节情绪。但重度虐待者的即时羞耻反应可能变得迟钝。
一项针对806名英国成年人的研究发现,神经质水平高的人不仅对负面图片反应更强烈,还会更迅速地将这种负面情绪“转移”到原本毫无关联的中性物体上。这种增强的情绪学习能力,可能解释了为何高神经质者在生活中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情绪困扰。研究还揭示了“灾难化思维”在其中的意外缓冲作用。
一项发表于《核医学前沿》的研究发现,在新冠封控期间,当社交媒体上公众负面情绪(尤其悲伤、恐惧)得分较高时,当天接受脑部PET扫描的患者,其负责情绪调节的脑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代谢活动明显降低。研究基于260万条推文和95名患者的扫描数据,提示集体情绪压力可能对大脑恐惧网络产生可测量的影响,也凸显了社会情感环境对心理健康的潜在作用。
最新研究揭示,人们对无性恋者的负面态度源于社会对性与浪漫的固有期望,尤其是那些不表达浪漫兴趣的无性恋者被视为情感深度不足、不够成熟。研究发表在《性研究杂志》,发现无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遭受最严厉评判,而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相对受接纳。这提醒我们反思社会规范如何塑造偏见。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经历过童年创伤后罹患抑郁症的成年人,其大脑灰质中负责保护神经细胞的髓鞘含量较低。这种结构变化可能成为连接早年逆境与成年抑郁的生物学桥梁。研究提示,髓鞘减少不仅影响神经信号传导,也可能使大脑对压力更脆弱,为理解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线索。
一项新研究显示,积累的生活知识(晶体智力)能帮助成年人更有效地调节各种情绪,而快速处理新信息的能力(流体智力)主要用于减少负面情绪。老年人抑制厌恶、悲伤等负面情绪比年轻人更困难,但依然能很好地提升积极情绪。这表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对情绪管理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项发表在《实验脑研究》上的最新研究表明,日常运动与饮食习惯会调节情绪状态对走路步态的影响。高度活跃的人在开心时走路节奏更稳定,而高蛋白摄入则强化了负面情绪与步态变化的关联。这一发现揭示了生活方式如何通过共享神经通路影响身心连接。
一项发表于《人格杂志》的研究发现,高神经质个体在医疗过程中报告更多副作用,部分原因是他们事先预期治疗会产生不良反应,这种负面预期会通过"反安慰剂效应"转化为真实的躯体不适。研究提示,医生调整风险沟通方式可能有助于减轻这一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