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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跨文化质性研究访谈了26位意大利临床医生和5位国际临床医生，探讨社交虚拟环境（如VRChat）能否成为成年自闭症者的社交干预场所。研究者认为，这些平台并非天然具有疗愈性，而是“有条件的社交基础设施”，其价值取决于安全、自主与身份认同能否被支持。这提示，线上社交干预设计应把可控性、可退出与身份肯定放在核心。
一项发表于《PLOS One》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状本身并不直接改变人们拒绝不公平提议的频率。对于主观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抑郁症状越明显，越容易把不公平分钱方案视为公平，从而更少拒绝；而自认社会地位较低者没有这种变化。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合理化不公以缓解心理冲突的防御机制。
一项针对337名意大利父母的研究发现，母亲更看重情感陪伴、自我牺牲和角色平衡，而父亲更强调实际在场和积极参与。研究旨在推动更包容的养育观念，避免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压力。了解不同文化下的“好父母”标准，有助于我们反思育儿焦虑的来源，支持多元家庭模式。
一项对62项元分析、超过100万参与者的再分析显示，情绪智力与人生繁盛有可靠正相关，涉及工作成就、心理调适等77种人生结果，且在不同年龄和地域中一致存在。然而，测量方式显著影响关联强度。这提醒我们，培养情绪能力对青少年适应学校与未来生活可能有积极意义，但评估时需结合多种方法，理性看待自我报告。
周末结束时心情跌入谷底，俗称“周日忧郁”。研究发现，这不仅是情绪波动，还包含焦虑、疲劳、反复思虑、拖延和社交退缩等多维表现，且与未完成的周末期待、工作挑战预期、工作生活失衡等因素相关。了解其成因与应对策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周末到工作日的心理过渡期。
一项针对河南高校466名女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学数字化带来的技术压力不仅直接削弱她们的职业发展信心，还会通过加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间接影响晋升感知。研究提示，缓解技术压力、支持教师平衡工作与家庭，是保障女性职业成长的重要突破口。
一项针对205名中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职业幸福感并非简单的负面关系，而是呈U型曲线：过低或过高的压力都有损幸福感，适度压力反而能激发教师能动性，进而提升职业幸福感。研究提示，教育管理者不应一味消除压力，而应关注压力水平的合理调控，并支持教师的自主性与专业发展。
一项新研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审计与管控岗位员工的缺勤记录，发现缺勤是职业倦怠的客观行为指标。结果显示，弹性网络回归模型在预测缺勤方面表现最佳，且缺勤主要与长期的工作结构、职业阶段等系统性因素相关，而非短期压力波动。该发现提示，预防倦怠应着重于优化工作负荷设计，并针对不同职业阶段提供支持。
匈牙利研究者通过情境实验（N=192）发现，员工对完全由AI生成的绩效反馈在情绪、动机、关系和工作表现上的评价均低于纯人工反馈；但“人工撰写、AI润色”的混合反馈效果与纯人工相当。AI焦虑影响有限。这说明反馈来源比AI本身更影响员工反应，企业应谨慎设计人机协作的反馈流程。
最新研究发现，在高压的银行业环境中，正念水平较高的员工反而报告了更差的心理健康状况，而情商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工作压力看似与心理健康无直接关联，但情商与人职匹配均与心理健康正相关。这提示我们，正念并非总是有益，其效果深受个人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
以色列一项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新手父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能预测数月后更差的主观睡眠质量，且父亲存在“睡眠差→情绪差→睡眠更差”的循环。即使婴儿逐渐能睡整觉，父母的情绪困扰仍会持续侵蚀其对休息的体验。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关注新手父母的心理健康或许比单纯改善睡眠习惯更关键。
在职场中，女性自夸常招致同龄女性反感，面临社交惩罚。新研究显示，女性早已预见这一风险，会策略性地选择谦虚回应，以避免被评价为傲慢和冷漠。但谦虚过度或不当，也可能适得其反。了解这些社交规律，有助于女性在自我展示与维系关系中取得平衡。
土耳其一项针对386名制造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当员工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职责以外的任务时，更容易出现“安静辞职”——只做分内事、不再主动付出。研究还发现，服务型领导虽不能直接减少这一现象，却能调节职责膨胀与安静辞职之间的关系，为管理者提供了新的启示。
根据《婚姻与家庭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不稳定的工作时间表会显著增加小时工与伴侣分手或离婚的风险。研究发现，经历多种不稳定工作安排（如临时取消班次、随叫随到等）的已婚者，婚姻完整率从94%降至82%；同居者则从87%降至75%。这意味着工作日程的不可预测性不仅影响生计，也侵蚀亲密关系的稳定，为现代职场家庭关系敲响警钟。
一项针对中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研究发现，强烈的职业使命感能显著提升日常工作的投入度，这种影响通过教师对学校的忠诚度和工作满意度逐步传递。研究提示，培养教师的内在使命感，比单纯强调外部考核更能激发教学热情。
沙特一项794名双职工调查发现，家庭干扰工作（如因家事分心）与抑郁显著相关，尤其是时间冲突和压力冲突。工作压力与家庭压力是重要中介，婚姻满意度只缓冲压力型冲突。提示职场与家庭需共同支持心理健康，减少家庭对工作的负面影响。
一项发表于《PNAS》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更少主动谈判薪资福利，而一旦开口，反而更容易被贴上“不合作”的标签，遭受更严厉的职业惩罚。这种“双重束缚”使得经济不平等在职场中持续存在，形成难以突破的“阶层天花板”。理解这一心理机制，有助于个人更理性地应对谈判，并推动组织设计更公平的薪酬制度。
北京大学研究者通过两项研究发现，职场负面八卦的影响会延续到第二天。遭遇八卦后，员工当晚可能产生两种反刍：问题解决反刍会带来次日早晨的积极情绪，降低工作疏离感；而情感反刍则引发消极情绪，加重工作疏离感。这提示我们，对八卦的认知反应方式，决定了它是成为成长的契机还是消磨的毒药。
美国一项追踪研究显示，非工作时间消费负面政治新闻会提升焦虑，进而预测更低的工作投入；而消费积极政治内容则提升希望，增加工作投入和助人行为。这说明新闻情绪会“随身携带”进入职场。关注信息摄入对情绪和工作表现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主动调整媒体习惯，保护职业状态。
一项针对美国557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对人工智能的“错失恐惧”与更高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相关，且这种恐惧在年轻人和女性中更常见。研究还发现，实际的技术知识能起到缓冲作用——对AI了解越多，恐惧越少。这提示通过基础培训提升AI素养，或许能减轻技术变革带来的心理压力。
最新研究发现，感恩情绪能提升人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即使身处群体中也是如此。然而，感恩并不能消除旁观者效应——当潜在帮助者增多时，人们反而更不愿出手。研究者指出，感恩提高了助人的整体概率，但并未改变个体根据在场人数调整责任感的倾向。这一发现提示，培养感恩情绪有实际价值，但若要促进群体合作，还需配合明确的责任分配机制。
一项基于芬兰24年行政登记数据的研究发现，国教会成员比例的下降通过减少宗教同质夫妻的数量，间接拉低了整体生育率，其中混合信仰夫妻的生育率显著低于双方均为教会成员的夫妻，这一机制解释了1995至2019年间芬兰生育率降幅中可测量的部分。
一项综合认知能力、人格特质、情绪智力等九类心理指标的分析发现，人类整体心理功能在55至60岁达到巅峰。尽管流体智力在青年期后逐渐衰退，但晶体智力、情绪智力、金融素养、道德推理以及尽责性、情绪稳定性等人格特质在中年后期持续增长，共同构成决策优势的基础，挑战了“心理能力随年龄直线下降”的传统观点。
一项针对1317名成年人的混合方法在线调查显示，57.1%的受访者曾担忧自己的性欲，最普遍的忧虑是性欲过低（47.5%）或与伴侣不匹配（42.4%），而压力、心理健康和关系动态被认定为关键影响因素。
一项覆盖144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在权力距离高的社会中，高等教育对女性经济参与的积极效应被严重削弱，甚至消失；在高度层级化且强调传统性别角色的文化中，学历无法帮助女性突破结构性壁垒，反而可能产生微弱的负面关联。
一项新研究揭示，当人们刻意塑造良好形象（如在求职模拟中），具有不同黑暗人格特质的人会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精神病态与施虐倾向被刻意压抑，自恋倾向反而被放大，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保持稳定。这提示我们在人格评估中，欺骗行为并非“一刀切”，而是与特质特异性紧密相关。
该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8位专业人士和10位幼儿家长，发现印度城市家长普遍面临个人空间匮乏、求助行为不足、情绪应对困难等个人需求，以及家庭支持缺失、沟通挑战、教养不一致和祖辈介入等家庭需求，为设计本土化育儿干预提供了依据。
美国心理学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指出，职场归属感是预测员工心理健康和工作绩效的关键因素，其影响超过传统的工作满意度指标。